民国时期，枭首死灰复燃，首级砍下，装入木笼，悬闹市示众
1904年5月，慈禧批复修律大臣沈家本的请求，组建“修订法律馆”，相当于全国
先说枭首，有资料信誓旦旦地说，枭首就是砍头，音同“削首”，而且说“枭首通衢”就是“在繁华大街上斩首”。呵呵，这是望文生义，很不准确。实际上，枭是会意字，是一种不孝恶鸟。据说母枭哺育小枭时，四处捕食，小枭羽翼渐成，母枭已累得体力衰竭，视力下降，没办法再去捕食，于是小枭群起食母，母枭无力躲闪，只得死死咬住树枝，任孩子们疯狂啄食，最后只剩下脑袋空悬在枝头。看官千万别为母枭死得很惨便忘记了，其实它也曾啄食过自己的母亲，所以这是报应。这种恶鸟的归宿，总是挂在树上，因此写做“枭”。而“枭首通衢”的意思是，斩首并将首级高悬在繁华街市，以警世人。
古代国人非常重视全尸。是全尸，就有来生的可能。不是全尸，基本就万劫不复了。所以死囚如果是贵族，一般采用绞刑，比如秦皇符坚、隋炀帝、岳飞，不仅避免身首异处，而且死不见血。这与西方刑罚习惯截然相反，西方用绞刑杀平民，贵族只受斩刑，因此平民上断头台是谓平等，贵族上绞刑架是奇耻大辱。在中国，死囚即使斩首，必把脑袋和躯干缝合入土，但如果罪至枭首，那是对今生来世的全方位破坏，会像枭一样，头挂城头，供世人耻笑和诅咒。
许多人又以为，枭首酷刑是秦始皇首创，其实，它是黄帝的发明。
远古时代，蚩尤北犯，黄帝在河北涿州与之决战，生擒蚩尤。这是史书记载的第1次大规模战争。结局是，黄帝用金钺砍下蚩尤的脑袋，挂在军门之上，威示天下，蚩尤余党“流于八荒之外”。为此，高承在《事物纪原》第10卷中写道：“黄帝斩蚩尤，悬首军门，此袅首之起。”
枭首在周朝也不少见，鲁国竖牛，就是枭首而死。
竖牛是鲁国总理叔孙豹的非婚生儿子，特别嫉妒两个婚生弟弟，一直想借刀杀人。
有一天，叔孙豹对婚生大儿子孟丙说，你快长大了，该搞点社会活动了，爹地正在给你造一口大钟，等这钟落成了，爹地给你搞一个大趴屉。叔孙豹心里盘算，钟一铸成，在大趴屉上，他要向世界宣布，孟丙是叔孙家族下一任掌门人。孟丙太高兴了，忙完了各种准备工作，便请竖牛请示老爸趴屉程序。竖牛进了老爸房间，耽搁了一会儿，根本没做请示，出来便骗孟丙，说老爸敲定了日程。孟丙按照“老爸议程”，按时敲响大钟，叔孙豹问竖牛，这是咋回事！竖牛说，孟丙在招待从齐国来的后爹。叔孙豹气得半死，把孟丙杀了。
那个时节，叔孙豹与鲁昭公不和，非常讨厌家里人与国君来往。有一天，竖牛的小弟弟仲壬跟鲁昭公的司机一起玩，鲁昭公赏给仲壬一只玉环，仲壬不敢戴，就让竖牛先去老爸那里汇报，竖牛骗弟弟，说老爸已经同意你佩戴玉环。仲壬信以为真，把玉环戴在身上，竖牛立即向老爸密报，说小弟弟是叛徒。叔孙豹一生气，把仲壬也给杀了。
杀了两个儿子，叔孙豹累倒了，竖牛单独进行护理，不让老爸见人，也不给老爸吃东西，生生把老爸饿死，然后另立神秘小弟弟叔孙做家族头人。哪知道，叔孙听了家臣建议，反而宣布竖牛搞动乱，必须诛杀。竖牛逃亡齐国，仍被抓住，“投其首于宁风之棘上”。也就是说，斩首后，竖牛的脑袋挂在齐国宁风的棘门上，这便是枭首。
这一年，孔丘15岁，他发表评论说：“叔孙昭子之不劳，不可能也。周任有言曰：‘为政者不赏私劳，不罚私怨。’《诗》云：‘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。’”意思是说，叔孙不领竖牛立己私情，难得，周朝政治家本该如此，不因自己得到好处而去犒赏坏人，也不因自己遭到批评而去报复好人，有这样的思想觉悟，一定会得到世界人民的拥戴。
在讴歌叔孙之余，孔丘没有对枭首酷刑予以批判，也没有对手足之间动用酷刑感到悲凉。他大概认为，像竖牛这样的十恶不赦的人，枭首并不为过。在这一点上，孔丘并不比伍廷芳和沈家本高远，这是时代局限。伍沈修律，认为无论何等罪孽，只能统一采取斩刑，这是现代司法文明的突出特征。
周灭之前，枭首并非法定刑罚，甚至没有刑名。直到秦始皇严厉镇压长信侯政变，把及其党羽统统枭首，这才有了“枭首”这个刑罚词汇。所以许多人认为，枭首是秦朝首创，其实这是误解。
秦朝时，枭首的目的，首先是严惩像枭一样不孝之人，其次是严惩大逆不道和谋反者，所谓“罪大问斩，恶长枭首”，罪行达到罪恶的程度，仅仅斩首，有点太便宜了罪犯，必须枭首才能解气。汉随秦制。汉初，国父刘邦“枭故塞王欣头于栎阳市”，因为他要谋反。汉末，总理曹操枭左将军吕布于白门楼，因为他大逆无道。不过，曹操在江苏生擒吕布，先是绞杀，而后枭首，而且是三绞毙命。前两绞，令吕布呲牙咧嘴，披头散发，没了帅气，高贵俊美的公众形象荡然无存。三绞时，吕布大小便失禁，没了气息。刽子手用粗木桩撞击他的肚子，使其连连放屁，把腹中残气排出，致其死亡，然后枭首，挂在睢宁白门楼上。所以究其实，凌迟、三绞、枭首、戮尸，都是为了使死囚荣誉扫地。
隋朝之前，枭首刑制并无变化，隋朝曾废弃它，但被唐朝恢复，直至明清。
明清的枭首适用范围有所扩大，抓住强盗要枭首，搞了豆腐渣工程也可枭首，这使枭首的出现频率大大增加，许多城头经常可以看到头颅，有的头悬挂了多年。雍正皇帝抄了年羹尧将军的杭州家产，意外发现汪景祺的《读书堂西征随笔》手稿，认为他在为年羹尧翻案，将其枭首，脑袋挂在北京菜市口示众，直到乾隆皇帝即位，汪景祺的头骨才被取下掩埋。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在废用酷刑问题上，历代革命者并不比他们要推翻的政府更文明，相反一应采纳学习。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功高盖主，认为天王洪秀全虐待宫女，特别气愤，他假装天父附身，当众怒斥洪秀全，逼其下跪认罪。这使洪秀全意识到，必须尽早除掉东王，革命才能成功。东王好用枭首酷刑，自己也死于枭首。有一位女游击队长，很想保全一名女知青的贞操，没把女知青献给东王，东王盛怒，说是天父降罚，把女游击队长挖眼、割乳、剖心、枭首。洪秀全觉得东王太闹腾了，所以搞了政变，把他贬斥为“东孽”，然后枭首，脑袋挂在天王府对面，不准摘下来……
至于戮尸，据文字记载，始于周朝。
那个时候，齐国第一副总理是崔杼，他的太太叫“棠姜”，如花似玉，被齐庄公看上，两人眉来眼去，造就一段婚外情，只要崔杼不在，齐庄公便会跑到崔府，与棠姜幽会。崔杼发现了蛛丝马迹之后，非常愤怒，决定捉奸杀君。
有一天，崔杼突然说，俺病了，今天不上班，此时齐庄公已经在来崔府的路上。一进崔府，齐庄公抱着柱子，深情地唱起情歌。哪知道，府门突然关闭，冲出一大批武土。齐庄公慌忙跳上墙头，被一箭射中屁股，掉在墙根儿下。武士们蜂拥而上，把他乱刀砍死。
崔杼宣布，齐景公是继承人，自己升为总理。
对齐庄公是怎么死的，崔杼命令太史写为“染病而死”。太史不从，写下“崔杼弑其君”。崔杼大怒，杀太史。太史的大弟弟接任，仍写“崔杼弑其君”，崔杼又怒，杀了他！这回，他确信，太史的二弟再不敢写真话，但出乎意料，不仅太史二弟仍要实话实说，连南史听说崔杼连杀史官兄弟，也从外地赶往首都淄博，准备参与实话实说。崔杼见杀人不管用，只好罢休，承认谋杀国君。南史这才放心回家。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第1次杀史官以求篡改史实，但杀戮没见效，反而加速了杀人者的覆灭。
崔杼的儿子们争权，引发家族内讧，庆封副总理乘虚围剿崔府，崔杼怕被枭首，干脆自己判了自己绞刑，自己亲自执行，躲过身首异处，全尸入土。可齐景公想起父仇未报，“求崔杼之尸，将戮之，不得”，便发布悬赏令，谁知道崔杼埋在哪里，把崔杼的拱璧赐给谁！崔杼的司机动心了，出卖了首长。齐景公找到崔杼墓，发现是夫妇合冢，想一并戮尸。晏婴总理劝阻说，“戮及夫人，非礼也”。齐景公觉得有道理，只把崔杼陈尸于市。这便是文字记载中的第1次戮尸。
这里必须特别说明，周朝的“戮尸”，仅仅是“陈尸于市”，并非新版《辞源》上说的“斩戮”。“戮”，通“辱”，所以《广雅》说：“戮，辱也。”齐景公为父报仇，并非以牙还牙，对崔杼尸体来一番乱刀砍杀，他只是把崔杼从合冢中单独抬出来，放在闹市上供人鄙视。“戮尸”从闹市陈尸发展为对尸体进行一番恶狠狠的处理，那是汉朝末年的事。对此，后人有许多讹传，误以为齐景公戮尸是对崔杼尸体砍上几刀，伍员戮尸，是对楚平王尸体猛抽300鞭子，这是误传。
伍员，就是大名鼎鼎的伍子胥，楚平王听信谗言，杀了他的老爸和大哥，伍员辗转流亡吴国。他帮吴王阖闾刺杀先王，夺了王位，成为重臣。最后，阖闾派孙武和伍员伐楚，在湖北麻城击溃楚军，长驱直入，攻占楚都荆州。
《吕氏春秋》说，伍员为父兄雪恨，“亲射王宫，鞭荆平之坟三百”，打了楚王墓300鞭子。司马迁做了文学发挥，说“伍子胥求昭王，既不得，乃掘楚平王墓，出其尸，鞭之三百”，鞭墓升级为鞭尸。后人以《史记》为依据，误传伍员是戮尸第1人，而且误以为周朝已开始对尸体实施暴力。《吴越春秋》更是添枝加叶，绘声绘色，增加了传神细节，说伍员鞭尸后，“左足践腹，右手抉其目”，左脚踩着楚王肚子，右手挖出他的眼睛。《汉书》更神，说伍员先是搞了一场荆州大屠杀，“鞭之三百”不过瘾，还“妻昭王母”，把楚平王的王后给强奸了，很像日军进了南京。
实际上，以上记述多有可疑之处，无法确认伍员进行过戮尸实践，而鞭尸更是超出周朝戮尸的范畴，根本无法自圆。
周朝晚期有4部名著，后人看作史书，俺看不过是新闻辑录和评论。一部是《春秋》，传说是孔丘所作，是周朝时政新闻的权威辑录。对吴楚之战，《春秋》只作寥寥数笔，它并不反对吴国帮助伍员为父兄报仇。一部也叫《春秋》，传是左丘明所著，为跟“孔氏春秋”相区别，史称“左氏春秋”，也就是《左传》，它爆料楚平王冤杀伍家父子，对伍员流露出同情，有点像凤凰卫视公司的主观新闻。一部还是《春秋》，传为孔丘的研究生的研究生公羊高所作，是对“孔氏春秋”的解释，又名“公羊春秋”。它赞成“孔氏春秋”对吴国和伍员的态度，而且还披露了伍员不报私仇的忠君思想――“事君犹事父也，亏君之义，复父之仇，臣不为”――宁可朝廷负俺，俺不负朝廷，绝对是苦恋。也就是说，3部《春秋》，均无伍员戮尸记录。另一部是《国语》，司马迁误以为也是左丘明所写，其实不然，《国语》和《左氏春秋》风格迥异，完全不是同一杆笔写成。《国语》属于国别新闻辑录，其中《吴语》和《楚语》也没有伍员戮尸记录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素材大量取于《国语》，不知道他是凭啥增添了伍员戮尸的史实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吴占楚都，是公元前506年，孔丘46岁。此时，他从政不得，专心教育，有充分的时间关心国家大事。而且，孔丘老师像孔庆东老师一样，酷爱发表新闻评论，以此完成教学启迪。最关键的是，一位讲求“君君臣臣”的道德家，怎么可能对伍员背叛乡土掘墓鞭君的恶性事件不做激烈反应呢？如果说《春秋》是孔丘所作，他会忽略伍员鞭尸的重大新闻吗？
36岁的孔丘告诉齐景公，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，齐景公极为赞赏，想重用孔老师，但晏婴总理作梗。孔老师做官不成，很失望，次年回国，继续教书，指点江山。
对这件事，周朝诸子，没有任何一位有过议论，由此可以断定，伍员暴力戮尸是无稽之谈。至于那个时代的戮尸方式，俺们可以通过伍员的死，略见一斑。
阖闾死后，夫差即位，与齐国和越国宣战。在吴越战争中，越王勾践惨败求和。伍员劝吴王拒绝求和，宜将剩勇追穷寇，而且灭越之前，暂停伐齐。吴王不听，大举攻齐之前，越王朝贺，伍员再劝先灭越，后伐齐，遭疏远。伍员判断越必灭吴，赶快把儿子寄养齐国，却被中组部长伯（音PI）指控为里通外国。吴王命其自刎，陈尸马皮筏子之上，浮在江中。这就是周朝的戮尸，实际上只是辱尸。
斩戮尸体，起于汉末。都乡侯皇甫嵩在河北威县大败黄巾军，生擒张梁，但其哥哥张角已死，皇甫嵩下令“发棺断头，传送马市”。所以说，陈尸于市变成斩尸发泄，黄巾军领袖张角是文字记载的第1例。此后，权力人物实施暴力戮尸，如同家常便饭。
337年，赵朝皇帝石虎把首都从河北邢台迁到临漳，他完全不知道，20年之后，临漳会变成燕朝皇帝慕容俊的首都，他自己会被燕皇戮尸。石虎很暴力，没人敢挑战他。对待战俘，一律坑杀。发现自己的士兵跟自己一样健壮，他以会猎为由，“失手”将对方杀掉。但他在惊悸担忧中死去，时间是349年。第2年，燕皇慕容俊攻破北京建都，成为第1位在北京建都的皇帝。357年，燕朝迁都临漳，慕容俊梦见石虎咬伤自己的胳膊，醒来后开始讨厌石虎，“命发其墓，剖棺出尸，蹋而骂之”，鞭之，弃尸漳河。
晋朝之后，戮尸刑罚没再发生实质变化，只是明朝万历皇帝签署《戮尸条例》，扩大了戮尸适用范围，规定谋杀过奶奶爷爷妈咪爹地，一经发现，开棺戮尸！
这也是民国枭首图片，围观者有少女，有儿童，为现代刑罚观念所不容
清朝戮尸，别具特色，值得单独谈谈。
清初，顺治皇帝亲政，把睿亲王多尔衮从墓中挖出，棍打、鞭抽、枭首，因为有人揭发多尔衮曾制八补黄袍，有谋逆之心。这起戮尸，不算新鲜，不过是宫廷斗争的旧版重演。清朝戮尸的适用范围再次扩大，凡谋杀期亲尊长、姥姥姥爷、丈夫的奶奶爷爷、丈夫，凡强盗，凡斩枭犯在监狱病死，皆以戮尸了断。但清朝最出奇的是，多起文字狱，皆以戮尸终决。
康熙皇帝搞了两起非常著名的文字狱：一是《明史》案，康熙把其作者、刻字工、印刷工、买书者、读者、藏书者统统问斩，主编庄廷戮尸；一是《南山集》案，戴名世使用明朝年号，而且涉及敏感的多尔衮问题，康熙下令，戴名世以及为其提供资料的方孝标凌迟，后又改判戴名世斩刑，方孝标已死，发棺戮尸！
雍正也是大兴文字狱的高手。他以江西科举试题出了政治问题为由，逮捕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，查嗣庭在狱中病逝，以戮尸告终。在亲审湖南知识分子曾静时，雍正把已经死了半个世纪的浙江思想家吕留良牵扯出来，焚毁其遗著，怒判吕留良、儿子吕葆中、学生严鸿逵戮尸。
在破坏言论自由和大兴戮尸刑罚方面，乾隆后来居上，死后遭了报应。
那时候，有位县长，叫“徐述夔”，属于小知识分子。徐县长病逝后，儿子为了纪念他，把老爸的诗结集出版，定名《一柱楼诗集》，其中有“举杯忽见明天子，且把壶儿抛半边”一句。好么，酒还没喝，已恍见明帝，而且还敢把“壶儿”扔得老远！这“壶儿”是啥意思？是不是“胡儿”的谐音？乾隆气坏了，再往下看，还有“明朝期振翮（音），一举去清都”一句，这不是要“兴明灭清”吗！乾隆发表最高指示：“徐述夔身系举人，却丧心病狂，所作《一柱楼诗》内系怀胜国，暗肆底讥，谬妄悖逆，实为罪大恶极！虽其人已死，仍当剖棺戮尸，以伸国法！”徐述夔父子早已病死，所以戮尸斩头。此外，凡是与徐县长有点关联的，一个不漏，查祖宗八代。徐县长有两个学生，一个叫“徐首发”，一个叫“沈成濯”，《孟子》说过，“牛山之木，若波濯濯，草木凋零”，这俩名字连在一起，恰是“首发成濯”，嘲笑清朝男子半拉脑袋必须剃光的规章，属“大逆”罪，斩首！徐县长的两个孙子，主动投案，争取宽大，仍以“收藏逆诗”罪斩首！就连乾隆的宠臣沈德潜，虽已死去9年，仍因查出曾给徐县长写过传记，被“革其职，夺其名，扑其碑，毁其祠，碎其尸”！
沈德潜是苏州著名绅士，乾隆下江南时，特地召见他老人家，网罗为御用文人。此后，沈德潜老骥伏枥，使乾隆成为全世界最多产的诗人。于是，在文坛上，沈德潜是意见领袖，在官场上，沈德潜官至教育部长，一言九鼎。他终于飘飘然了。在主编《国朝诗别裁集》时，他把钱谦益和钱名世的诗“置于诗集首位”，气得乾隆冒火，这两钱，一是明朝降臣，一是名教罪人。徐县长父子戮尸后，沈部长株连，发现他竟在自己的文集中把署名乾隆的诗也收了进去，这是泄露国家机密。他还在《咏黑牡丹》中写道，“夺朱非正色，异种也称王”，这是怀明蔑清，必须剖棺戮尸！
1779年，乾隆认为沈大绶在著作中抱怨诽谤，戮尸！1780年，乾隆觉得戴移孝和戴昆父子写了反诗，戮尸！1782年，乾隆看卓长龄诗集，生气，卓氏父子戮尸！有人说，乾隆在文字狱方面恶贯满盈，终致1928年报应，冯玉祥和孙殿英炸开东陵，乾隆和他的妻子们，外加慈禧，被毁尸夺宝。
详究枭首和戮尸发展史，可以知道，两者均属酷刑，它们当然起到了刑罚的警醒作用，但却以严重羞辱人格为表现方式，因此与现代司法文明相抵触。1905年，伍廷芳和沈家本联合上奏废止，得到批准。不过，这里要补充一句，与废止凌迟不同，枭首和戮尸因为技术含量太低，任何人都能操作，所以在法条上废止了，实际生活中却一直频频出现。
1925年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北进，施从滨自山东孤军南下御敌，兵败被俘，在安徽蚌埠火车站枭首；1930年，湖南工运领袖郭亮在长沙枭首；1938年，国民政府第3战区批准，汉奸吴依恪在福建连江县枭首：1967年，共运史上第1位农运领袖彭湃受质疑，其侄彭科被敌对派击毙，割下头颅，挑回海丰，在城门口高悬3天。枭首乃家常便饭，所以鲁迅1933年写《偶成》，说“在现代，枪毙是早已不足为奇了，枭首陈尸，也只能博得民众暂时的鉴赏”，1936年陈毅在梅岭写下“南国烽烟正十年，此头须向国门悬”。
戮尸也一样，时隐时现。1949年，解放军苏浙纵队司令丁锡三阵亡，被革命军戮尸，头挂在上海青浦区，随后转挂奉贤区南桥镇，最后移挂闵行区。因为对戮尸记忆深刻，毛主席把1962年斯大林的水晶棺迁出列宁墓火化称为“鞭尸”，国人也就误以为斯大林被戮尸了，其实，那只是“精神鞭尸”。那个时候，倒是陕西把刘志丹从烈士陵园拖出来陈尸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后，瞿秋白和彭湃被掘坟鞭尸，张之洞戮尸后被揪下脑袋，当成足球，踢得满街乱跑。在广东澄海事件中，死难男女被剥去衣裤，面对面交合陈尸。
所以说，如果仅仅翻看法制史书，发现枭首和戮尸早已明文废止，由此便认为这两种非人酷刑在清末就消失了，那实在有些书生气。
（摘自《翻阅日历》2008年第5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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